近日，“激情主持人”万峰与“学术斗士”方舟子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争得面红耳赤，而让他们展开论战的中心问题则是中医的存废。在这个月，神农中医药发展论坛举行。与会代表发表了共同宣言——《中医药发展宣言》，坚决反对任何废弃、排斥、歧视中医药的言行。这让人不禁回想起去年，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发表了著名的《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其彻底反对中医中药的观点让国人惊讶不已。如今，“中医是伪科学”、“废除中医”等观点一度甚嚣尘上。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医药在当今社会究竟患了怎样的“疾病”呢？
“内忧”使中医难保质量
自从中医诞生那天起，它的命运就因为“缺乏科学性”而变得曲折。中医药在我国已有7000年历史，但它在社会中却一直处于尴尬境地。如今，中医从业者参差不齐的自身素质更使中医疗效受到了人们的怀疑。
“我不是不相信中医，我是不信任中药。”来自全国四大盛产中草药省份之一广西的郭先生表示，“中药的假药太多了！”本来中药就是些“根根草草”，现在一些地区由于过度采挖，野生药材资源枯竭。而人工种植的药材是采用各种手段促使其生长的，药力和野生的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原材料不行，就算是华佗、扁鹊开的药方病人吃了也自然没用。
还有很多网友表示，现在之所以不愿看中医，不相信中药，是因为中医骗子太多。报纸、电视上充斥着各种一用就灵的所谓中药，即使像糖尿病这样很难治愈的慢性病都能“药到病除”，就好像所有医学难题或疑难杂症都被中医攻克了一样。而这样的宣传大大降低了中医在人们心中的那份神圣感。
这就是中医的现状。中医这顶大帽子涵盖了太多东西：汤方、针灸、推拿、食疗、气功、拳术，甚至连美容也打着“中医”牌。它就像一块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璞玉。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认为,目前社会上的一些江湖郎中任意吹嘘中医疗效,在广告上夸大功效，盗用专家名誉宣传，欺骗群众，这些真正的“伪科学”是中医药界的“老鼠屎”,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名声。
而除去这些江湖骗子，从事中医人员数量的减少也直接导致了中医队伍质量的弱化。据统计，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有50万，可现在却只剩下“可怜的”27万人。根据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这其中只有10％的中医师开汤药处方，也就是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医生不过3万人。
传统中医讲究师传，即在师傅的指导下经过长期实践来积累经验，以此学会针对不同病人的不同情况辨证施治。但是现在中医学院里的学生都是“批量生产”，哪里会有临床经验？况且在中医药大学读书的学生，都有相当一部分对中医未来深表担忧，近半数的人表示将来不会从事中医工作。
与中医界自身后备力量不足同等重要的原因还有中医人才的严重流失，名家越来越少。资料显示，我国的著名中医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很显然，我国中医药行业正在陷入传承危机。如果病人总是遇上不高明的中医大夫，当然会逐步形成中医没水平的印象。而事实上，并非中医本身没水平，而是有水平的中医大夫越来越少。
总之，事实胜于雄辩，对中医而言，这事实无非就是对患者的疗效消除了“内忧”，保质保量的中医自然可以“挺直腰板”，不再被质疑。
“外患”使中医孤立无援
与“内忧”同样棘手的问题还有中医的“外患”。在很多人心中，褪去神秘外衣的中医就像是一门被现代化科学抛弃了的旁门左道，人们在“信中医、用中药”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误读，而这些误读也间接地造成了中医现在举步维艰的境况。
比如偏方治大病的观念由来已久，许多人盲目迷信偏方，虚夸偏方作用，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则使中医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
而中医的全盘西化也是其面临的又一困境。讲究“望、闻、问、切”的中医较少使用诊疗设备，检查和手术也不多，所以收费价格相对低廉。但正因为许多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明显低于其价值，缺乏有效的成本核算才使中医医院大都处在亏损状态。所以，为了生存，目前多数中医院已有趋向由姓“中”改姓“西”。
但与国内中医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相比，在国外中医却得到了高度关注和蓬勃发展，颇有些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意味。
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开始大力倡导以中医药为基础的自然医学，并高薪聘请我国的中医从业人员走出国门，到国外行医。比如在北京针灸诊疗的费用是每次4元，在东南亚，同样的诊疗则可以高达每次100元人民币，而在欧美国家甚至可以达到50到100美元。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中医师到海外去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生活享受，而中国则开始慢慢变为中医的“故乡”。韩国的高丽人参每年出口总量曾一度超过中国所有中成药出口总额；在日本，研究张仲景古方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中国；日本医学权威、汉医大家大敬节甚至在弥留之际对其弟子说：“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这样的“豪言壮语”不得不令国人警醒。
其实回顾历史，对中医是“扬”是“弃”的废存之争自北洋政府以来就不曾间断，即使在日本，也曾有过类似的争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汉医界本着科学救国的精神，提出废除汉医，尊崇西医。然而，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日本医学界又出现“复兴汉医”的声音，而且到七八十年代达到巅峰。
一百年前由汉医首先提出废止汉医，一百年以后却由西医提出要振兴汉医。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史实恰恰证明了中医的价值。因为西医的救治效果迅速，中医的效果显现较慢就说中医不该存在，这正反映了这个浮躁的时代一些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就好比小孩子犯了错，从短时间来看，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可能会无效或是见效很慢，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方式就应该被废弃掉，转而选择棍棒。
“当然,中医、中药的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培育‘信中医、用中药’的文化氛围,形成中医药发展的优质土壤。”白云山中药厂厂长李楚源的观点也正是中医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医无敌”或“中医无用”的观点就好比捧杀和棒杀，两者同样可怕。
链接——上世纪中医存废之争
1.始作俑者
1879年，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清末国学大师俞樾先后发表了《废医论》和《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到民国时期，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当做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
2.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
3.首次请愿
1913年10月，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赴京请愿，要求教育部设立中医药专门学校。北洋政府则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并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而“专取西法”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
4.中西医矛盾深化
1925年，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坚决抵制中国教育界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矛盾进一步加深，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5.中医“命垂一线”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议案一旦实施，中医的废止只是时间问题。同年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
6.再起争端
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发表，舆论上再次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中西医之争。
7.中医得“解放”
50年代初，政府和毛泽东大力扶持中医，甚至将提出“中医是封建医”的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撤职。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并引起存废双方新的争论。
8.为中医“正身”
1982年，在新修改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同时，“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成了这一新时期中医存废争论双方的新焦点。
